自古王权霸业，有能者居之。正如孙悟空大闹天宫时所言：“皇帝轮流坐，明年到我家。”因此，在古代诸多君王当中，通过不正当手段而得位者，大有人在。不过，其中也不乏一些明君与雄主。

如唐代初期的李世民，曾发动玄武门之变，杀死兄弟、威逼其父退位。但在登基后，李世民却励精图治，不仅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，还维护了民族团结，从而被称为“天可汗”。

又如明朝第三位皇帝——明成祖朱棣，也曾发动靖难之役，从自己的侄子朱允炆手中夺得皇位。但在这之后，他迁都北京，用兵蒙古，以身作则践行了“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”，使大明王朝光耀后世。

从历史贡献来说，唐太宗李世民与永乐大帝朱棣的功绩，都是值得肯定的。但在民间风评中，两人的口碑却千差万别。同样是篡位而登基的皇帝，李世民的负面评价却比朱棣少得多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

先天不足，后发无力

对李世民来说，有没有李渊这个爹，都无所谓；可对朱棣来说，没有朱元璋这个爹，却是万万不能。

隋朝末年，李渊起兵之初，李世民便已经在军中崭露头角了。

如武德元年（618年）七月，薛举、薛仁杲父子入侵泾州，李世民临危受命，赶赴前线对敌。经过几个月的厮杀，李世民最终灭掉薛氏，大胜而归。又如武德二年（619年），刘武周部将宋金刚攻破浍州，还是李世民率先站出来，打退敌军。

在接下来的几年中，李世民又陆续击败了王世充、窦建德、刘黑闼、乃至西北的突厥部落，几次挽救大唐于危难之中。唐高祖李渊大喜，“封无可封”，遂赐李世民“天策上将”一职，令其位在王公之上。

回顾李世民称帝以前的头衔，便能发现，其中既有文职，又有“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”的武将官位。抛开皇子的名头不谈，李世民的确是当之无愧的“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”。

所以，哪怕李世民后来篡位当了皇帝，文武百官也没有太多反对之心。实在是李世民为唐朝立下的功劳太多，文治武功都十分出色，就连这些朝臣，也更乐意见到李世民上位。后者登基，虽有篡逆之嫌，但的确是众望所归。

反观明成祖朱棣，则被其父朱元璋盖过了风头。诚然，朱棣的确是一位“马上皇帝”，但以军功而论，朱棣不仅远远不如朱元璋，也比不过一大半淮西勋贵。徐达、常遇春、汤和、蓝玉这些人，在军中的威望要远胜于朱棣。

可见，朱棣出身太晚，错过了明朝建立中的几次重大战役。所以朱棣即便篡位成功，也无法让所有人都承认他的贡献。因为军中的一部分人只忠诚于朱元璋，在朱元璋去世后，他们又一心一意辅佐朱元璋亲自指定的接班人——朱允炆。

在此情形之下，哪怕朱棣成功当上了皇帝，也无法让这些人顺从归心。当然，除了先天不足外，其实也与朱棣的残酷手段离不开关系。

手段残酷，相形见绌

相较于朱棣，李世民是个很爱惜羽毛的人。在未登基之时，他便很懂得与部下相处，并乐于听从他们的意见。在当上皇帝以后，李世民不再将目光局限在小小的秦王府，而是放眼于天下。

正因如此，李世民不仅放过了一大批自己的政敌（指李建成旧部），还能改变心态，对他们进行任用。

其中最有名的，莫过于魏征。李建成被杀后，作为其心腹骨干的魏征也被送到了李世民那里。见到魏征，李世民本想炫耀一下，谁知魏征却淡淡说道：“太子（李建成）要是按照我说的去做，又哪里会有今天的灾祸呢？”

换做一般人，听了魏征这话，多半会直接处死他。谁知李世民却开始反思自己，回过神来，他认为魏征直言不讳，犹如朝堂中的一面镜子，遂对他重用。由此，李世民大度能容人、魏征刚直犯上，君臣二人合力，谱写出了一段历史佳话。

刚而犯上的魏征，李世民都能容忍，更别说其他人了。在这之后，李世民又先后重用了薛万彻、苏定方、王珪、冯立等人，皆取得不俗的成效。可以说，李世民虽然是通过篡位得到了皇位，但他后面所做的一切，便已经向世人证明：他是最适合当皇帝的人。

反观朱棣的政治手段，却略显残暴了一些。

对待建文旧臣，朱棣采取的一个主要方式，就是“杀”。凡是不愿投效自己的建文旧臣，几乎都遭到了朱棣的残酷镇压。如朱允炆的心腹重臣齐泰、黄子澄、方孝孺、练子宁、陈迪等人，皆身死族灭。甚至在一些坊间谣传中，朱棣竟“丧心病狂”地诛杀了方孝孺的“十族”。

这些被朱棣杀死的旧臣，皆以全族老小的性命换得了身后的忠义之名。后人谈到他们时，无不交口称赞；而杀害他们的朱棣，便自然被划为了“反派”阵营当中，被一些“卫道士”指责、批评乃至谩骂。

再加上李世民的宽宏大量，人们不禁会把他们放在一起对比。如此一来，朱棣的行为就更加为人诟病了。

政变事小，谋反事大

对比“玄武门之变”与“靖难之役”不难发现，李世民采取的篡位方式，是一种较为缓和的手段，其影响范围不大；反观朱棣发动的叛乱，却是从北平一路打到了南京，其造成的破坏力也就更大了。

玄武门，是唐代政变的“高发地带”，先后有四次政变围绕它爆发。为什么唐代的政变，都喜欢选择在玄武门呢？

从唐代皇宫的建制看，它主要分为内廷和外廷。

外廷，顾名思义，是皇帝专门用来接待外宾的地方。一般情况下，唐朝皇帝接见大臣，处理政务或接待其他国家的使节，都会选择在外廷。至于内廷，则相当于是皇帝的“卧室”，具有极其鲜明的个人色彩。

换言之，想要控制皇宫，其重点在于内廷。那么，内廷又在哪呢？

从地理方位上看，它一般在皇宫北部。玄武，恰好指“北方”，所以玄武门就是宫中的北大门。因此，一旦反动势力控制住了玄武门，他们便能快速控制皇宫内廷，进而对皇帝进行“拿捏”。

历史上，尉迟敬德在打下玄武门后，便拿着兵器气势汹汹地来见唐高祖李渊。尽管李渊还是皇帝，但他此时却不得不“老老实实”把李世民立为太子，而后又写了退位诏书。此事过后，李渊越想越气，终于在三年后郁郁而终。

综上，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之变，将一场残酷的宫廷政变控制在局部小范围的地区内。所以，李世民篡位带来的消极影响，大大降低了。此举不仅保证了唐初皇权的平稳过渡，也避免了李世民因为争夺皇位而大开杀戒。

再来看朱棣的靖难之役。前一个是“政变”，后一个却是“战役”，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。

建文元年（1399年）七月，朱棣从北平起兵。一开始，他只掌握了比较少的兵马；但随着建文帝的指挥不当，朱棣接连歼灭了他的主力部队，并借此逐渐扩大自己的优势。

据《明史》记载，朱棣在郑村坝、白沟河、济南、东昌、夹河、藳城、灵璧、南京等地，都曾与朱允炆派来的军队发生大作战。

期间，有无数地方因受到战火侵袭而化为一片焦土。虽说朱棣取得了最终胜利，但这也导致了国家的政治、军事与经济实力都严重下降，并一度影响到了明朝日后的发展。

对比来看，朱棣的谋反曾给国家带来深重灾难，以致于山东、河北地区中的不少富饶地区，皆化为荒芜之地；再加上后续的起义事件，导致朱棣个人的威信力大大降低。而李世民发动的政变，却将后果控制在了一定程度内，从而让国家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。

从这方面看，朱棣的确比不上李世民。但客观而言，这也是唐明两朝对待宗室的不同态度造成的。

朱棣谋反，要从偏远封地打到首都，期间遭遇的艰难可想而知；而他一旦发动，除非甘愿赴死，否则便不能停止。至于李世民的政变，则是早有预谋，并提前买通玄武门守将，从而占据了主场优势。

换言之，朱棣与李世民在篡位之前的准备工作，便已存在明显差距。这不仅导致朱棣要花费更大的代价才能成功；同时还意味着，他想要压下这件不光彩的事，便要采取更加极端的手段。

高压政策，引起反弹

李世民在继位之后，有意打压秦王府旧将。在玄武门之变中立下大功的尉迟敬德、秦叔宝、程知节等人，虽得到丰厚赏赐，但在贞观年间，他们其实很少领兵出征。

这是因为，李世民察觉到朝堂中的山东豪杰占比太高，不利于国家发展。为此他虚心纳谏、从善如流，并提拔了关陇士族、江南士族与一些寒门子弟入仕。

随着各方势力相继分到了“蛋糕”，李世民的地位更加稳固。之后，他不仅在无形之中刷了一波好感，也真正得到了这些“反对派”的支持。

相较而言，朱棣的手段却更加直接、粗暴。他在打下南京后，便用残酷手段镇压了一批建安旧臣。而后又沿用东厂和锦衣卫，让他们四处巡查，一旦发现不利于自己的消息，马上严肃处理。

在这种高压政策下，朝臣与百姓固然不敢再开口说什么；可一旦朱棣做出了什么恶事，或者另一种可能——随着朱棣去世，这种限制被打开后，之前被堵上的舆论，便会如滚滚洪水一般，将朱棣的身后名给“淹没”。

另外，从结果上看，朱棣在登基后虽然也励精图治，做出了不少亮眼贡献，但比起李世民的“贞观之治”而言，却难免有些逊色。

在军事上，李世民平定突厥，并得到附近小国的投诚，“天可汗”之名响彻华夏。在经济上，李世民又注重民生，让经济逐步恢复，并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。

反观朱棣在位期间，大明王朝虽逐步走上正轨，却也留下了不少问题。

一方面是先前战乱造成的创伤，久久无法恢复；

另一方面则是对蒙古的用兵，未能功成不说，就连朱棣本人都死在了北征途中。

这种气节固然值得赞赏，但客观来说，蒙古没有被彻底解决，也为后来的“土木堡之变”埋下了隐患。

到了后世，这些不足很容易会被放大。当言论再度反弹时，朱棣的风评自然也会随之下降。不过，这其中未必没有满人的推波助澜。

虚夸美誉，暗中贬损

李世民虽然是一代明君，却也有一些“黑点”。比如，其晚年好大喜功，且为了突出自身功绩，他还勒令史官修改了一些史料来美化自己。这或许也是李世民好评不断的一个次要原因。

反观朱棣或其他明代皇帝，却遭到了鞑子污蔑。大多数人认为，满人入关后，曾对明朝进行污蔑、贬损。

而后人留给朱棣的恶意评价，也大多是鞑子留下的。看来，这同样是朱棣风评比不上李世民的一个客观原因。

讽刺的是，满人这么做，是为了展示清朝的强盛与清明。但事实却恰恰相反，以清朝之腐政，为历代罕有。反倒是近代以来遭受的各种屈辱事件，开始让越来越多的人回忆起大明王朝的强悍与骨气。

此消彼长之下，朱棣的风评反而比过去好了不少，此为后话。